汉化:福柯在中国当代学术中的位置

( hooxi 注:本文节选自我在读博期间的一篇期末论文《汉语语境中的福柯》中的第二章:《汉化:福柯在中国当代学术中的位置》。注释从略。欢迎指教!)

从福柯所特别强调的系谱学研究方面,我们也能发现某种一致性。这位被誉为“20世纪法兰西的尼采”的思想家极力推崇尼采的发现,并认为系谱学研究可以有三个领域:“第一,有关我们自身与真理关系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知识主体;第二,有关我们自身与权力领域关系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作用于他人的主体;第三,有关伦理学的历史本体论,通过它,我们把自己变成道德代理人。所以,系谱学可能有三个轴心,在《疯癫与文明》中三个轴心并存,但有些混淆;《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研究的真理轴心,《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权力轴心,《性史》研究伦理轴心。”我们不妨把这些话视为福柯对自身思想进程的一个描述。

福柯思想和著作对汉语学界的影响,也可大体从这三个方面来回顾。值得说明的是:随着福柯个人生活在学术研究中的渗透越来越浓,他的作品序列按年代呈现出某种从上至下、从精神分析批判到话语权力、再回到严格的具体问题域(人类性经验中的权力关系)的逻辑圆环;而其作品在中文中的传播和影响,却经历了某种反向:即从具体问题域到体系化的“知识系谱学”的逐渐深入,这颇附和中国学术研究的特殊趣味:学术和现实生活的适切线、工具理性在现代中国学术研究中的潜在影响(某种意义上是不值得鼓励的)。福柯的“汉化”过程,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整个西方现代思潮进入中国的典型路径。而背后所发生的无意识“误读”(这种“误读”对学术语境的健康转换有时是完全必要的)和有意识的“正典”诉求,也代表了现代中国独特的“问题意识”的觉醒。

(一)首先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是福柯对性伦理的研究。也许,作为一个伦理大国,从伦理的角度介入一个陌生的思想,是最为合适的角度。也就是说,从一个陌生的伦理角落里,最初接触福柯的中国学者开始感受到“权力”学说的巨大魅力。更不用说,性伦理,在古老的中国,多少年一直缺乏一个言说的理论体系。而改革开放的实践,给中国人历来漠视的伦理死角突然打开了一道裂缝,这道裂缝,我们并不掌握一点光线。李银河,这位中国勇敢而著名的性问题、特别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在若干年后描述她当初如何遇到福柯时,似乎仍然有见天光的感觉:“福柯最早进入我的视野是在80年代末。当时我在做同性恋研究。有一次,我与一位在华的外国专家——他是位同性恋者——交谈,他提到他最心仪的作家是福柯。从此我开始关注福柯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刚一接触福柯的世界,我的心就受到强烈的震撼和吸引,从此一发不可收。福柯人格与思想的魅力诱惑我冒昧地接受了这项我明知自己力有不逮的工作:解读福柯。”若干年后,福柯的一本1974-1975学年于法兰西学院开设思想体系史时的讲课录音稿,《“不正常”的谱系》在将近三十年后的中国北京出现,成为万圣、风入松等学术书店内连续数周榜上有名的学术畅销书之一,似乎是一个象征:中国开始从一个小小的伦理角度解读福柯的路已经走到了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的通衢大道。在这本书里,福柯构筑了他的精神病学——不正常的人的知识/权力的谱系学(这个知识/权力的谱系在随后出版的《规训与惩罚》中得到了完整和充分的表述,成为福柯思想中最重要和最为人称道的贡献之一),通过细致的史料分析,展现了从17世纪到19世纪精神病学通过与刑事法庭和家庭的合谋,取得了它在可能的干预范围内进行扩张的不可思议的胜利,取得了对“不正常的人”的干预和控制权。正如福柯所言,只要建构了精神病学话语、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就“使人们可以在精神病学内部而不必出去,就可以从儿童的自我色情走到谋杀,从隐蔽的触摸式的乱伦走到最可怕的畸形的吃人”,这样,精神病学通过构建自己的知识就获得了对一切“不正常的人”的身体进行干预的权力,通过运用各种伴随着这种知识的相关技术,如电击、冷水刺激、封闭、隔离,理性取得了对非理性的绝对的胜利。这本书,弥合了我们对福柯思想的三个轴心的分裂读法。

这一领域的研究,尽管迄今为止,仍然在中国没有形成相当大的现实影响(这也和中国特殊的伦理状况有关:在中国人看来,伦理不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更不适合在公共知识领域和“权力”等明显官方的话语挂钩。而伦理语境的掣肘,有可能正是使得福柯的理论没有和中国切身的生命感悟联络起来的关键所在——即是说,在汉语语境中,福柯思想的伦理轴心的失衡可能造成了我们整体对福柯强烈批判色彩的不舒适),但正如李银河所说:“他的《性史》是一座宝库。读他的书是起码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重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学会像他那样看问题,像他那样思考问题,分析事物,最终能够达到自己对事物作出福柯式的分析的境界。”中国学者也正是从福柯这本最切近实际生活的“权力”现状入手,开始领悟了“福柯式的分析的境界”。

(二)其次,是《知识考古学》。杨念群在《”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一文中谈到,”后现代”思潮登陆中国与美国理论家詹明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华讲学的背景直接相关。但詹明信的讲学与当时中国知识界所热衷的现代化启蒙主题明显发生了错位,当中国知识人正整日为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而忧心忡忡时,詹明信在北大课堂上却大讲福柯、德鲁兹与文化研究的叙事分析,难免会使听者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显得很不合时宜。其背后的“语境休克”是异常明显的。进入九十年代,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所导致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日趋复杂化,各种权力关系的严重错位,使得现代化启蒙理论的原有批判锐力已不足以为说明中国社会现状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詹明信无意中带来的”语境错位”才有逐步被抹平的趋向。特别到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现实状况、文化的严重冲突和裂变,使得人们逐渐在似乎“异己”的“知识系谱学”中寻找到了某种突破口:对中国本土文明的重新梳理,对汉语知识系谱学的热忱研究。这种语境的“时间差”,给了汉语学术界从容理解福柯的深邃和严厉批判锋芒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从狭小的私人领域“性文明”扩展到“社会”和“国家”的公共空间,激发了众多中国学者如刘北成、杜小真等人的语境意识和问题意识。福柯的学说终于在世纪之交在中国发挥了全面的阐释和批判威力。由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出版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在90年代向国人系统地打开了福柯赖以产生的法兰西思想文化语境,从而为语境的转化提供了基础性动力。《知识考古学》大概是福柯最难读的著作。这是福柯唯一一本没有历史分析,单纯反思方法的专著。他在书中阐述的“话语分析”,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式与现象学、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解释学和传统的观念史研究区分开来,并界定了自己的研究与年鉴史学和法国认识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不过,在《知识考古学》成功登陆中国的背后,仍然遗留着严重的理解问题。有人戏谑地模仿福柯的口吻所写的《福柯给中国网民们的一封电子邮件》,颇能表达中国人在接受福柯方面的艰难:“有朋友说我的著作文字晦涩,影响了阅读,这点我要说明一下:因为我讲的性,权力,政治等等话题,一讲大家都明白。我只是东拉西扯,把能找到的,能想到的都扯上,号称‘知识考古学’,以显得来头大,也能多混些稿费,无形中就把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在此先向大家致歉。”

(三)《词与物》在中国的陌生化效果。这部1965年出版的激动人心的宣言书(该书提出“人的观念系近代的发明,不久即将消失”的著名论点,宣告了西方主体演化进程的终结),在中国却远远未能得到深入的回应,究其原因,恐怕和汉语思想史中缺乏“主体”这种宣判对象有深刻关系,更和中国从“前现代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现实诉求有所抵牾。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对汉语学界对福柯的反复重读,我们逐渐接近了福柯作为一位思考者和档案整理者的卓越技巧,特别是在《词与物》中,由于开篇引用的博尔赫斯所虚构中国古代动物分类法,从某种程度上提醒了中西方语境的对比和互补。在福柯想像中的古老中国,和西方不同,有着特殊的“同一”关系,事物的秩序呈现出和谐的进阶。但历史的走向仿佛正在朝着适切福柯的路线前进:现代化的中国,越来越表现出福柯所担忧的“理性和主体万能主义”:例如,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对市场规则的过度崇拜、以及不久前的修宪(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等等,恰恰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或迟或早,中国将会深刻地、再次遭遇福柯。而历史时间差所提供的机遇,给中国学人一种难得的前瞻视角,如何把握这种机遇,恐怕其对中国未来文明重构和走向的重要性,不亚于让中国人富起来的现实要求。我们是否也应该通过梳理中国的“词与物”,来看看到底什么样的面孔能从“沙滩”上消失?而我们又能在上面画上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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